如果不是亡了国，也许人们永远不会看到花蕊夫人的另一面。谁能想到：一个貌美娇弱的后宫女子，在国破家亡之时，却表现出如此酣畅淋漓、通透彻底的真性情。那首堪称绝唱的《述亡国诗》，那句“十四万人齐解甲，宁无一个是男儿”的悲情呐喊，堪堪羞煞蜀国男儿郎，让后人赞叹不已。

　　花蕊夫人本姓费，是五代十国时，后蜀国后主孟昶的贵妃。名为花中之蕊，自是容貌不凡。不仅如此，她还是位才女，是位前比鱼玄机后比李清照的女诗人。善写宫词，著作颇丰，光《全唐诗》中就收录40多首。然而和那些能呼风唤雨的女强人相比，花蕊夫人并不惹人注目。她没有吕后蛇蝎般的狠毒心肠;也缺少武则天的心机和手段;更不具备杨贵妃狐媚惑主的万千风情。她更像是一个普通女人，一个从不掩饰自己悲喜、从不修饰自己情绪的真实女人。拥有富贵时，她会快乐、满足;失去安乐时，她会失意、落寞;国破家亡时，她会呐喊、愤怒。她是完全透明的，没有丝毫的矫情和造作。这在充满虚情与狡诈的皇宫中，显得尤为可贵。

　　性情，指的是一个人的禀性和气质，以及表现在性格和脾气上迥异。真性情，则是一个人内心情感的完全流露，无形中自带一种凛然正气。杜甫有诗“由来意气合，直取性情真”，也是对真性情的肯定和赞美。花蕊夫人的性情，少了女性的娇弱，添了男儿的豪爽，是一种率真而泼辣的美。那首著名的《述亡国诗》，便是花蕊夫人成为阶下囚时，在宋太祖赵匡胤的大殿之上，挥毫而就的，饱含着花蕊夫人对后蜀国的遗恨。

　　花蕊夫人的丈夫孟昶，作为一国之君，在治政上无疑是失败的。他的父亲经过6年的乱世打拼和苦心经营，才在巴蜀一地站稳脚跟，建立割据政权，有皇帝的命却没皇帝的福，在位仅一年便病死。孟昶秉承父业，成为后蜀国第二任也是最后一任国君。创业难守成也不易，能在乱世的夹缝中立稳脚跟，则尤为不易。孟昶“少不亲政事”，喜欢“打球走马”，又好“房中之术”(《新五代史》)，兴趣根本不在治政上。先祖留下的基业很快便消耗殆尽，后蜀国也一步步走向灭亡的边缘。应该说，作为一个小国，后蜀灭亡是迟早的事，然而，大宋大兵压境，孟昶仅66天便“草表以降”(《新五代史》)，也不能不说是个遗憾。

　　国灭之后，孟氏皇族包括庞大的后宫，全部被押解开封，成为大宋国的阶下囚。花蕊夫人也在其中。历史总有相似之处，这样逶迤前行的悲壮队伍，并不是第一次，倒退十年，南唐国后主李煜也曾感同身受过。花蕊夫人和李煜，一个是末代贵妃，一个是亡国之君，他们一样失去了昔日的荣华富贵，一样成为大宋的阶下囚徒。更为相似的，他们都喜欢用诗词来表达自己的悲喜人生，同样的才华横溢。

　　相同的生活环境，也让他们有着相似的词风。看看花蕊夫人的“嫩荷花里摇船去，一阵香风逐水来”，多么地悠闲惬意，还有“回头索取黄金弹，绕树藏身打雀儿”，神仙一样的皇宫生活让人陶醉，让人乐在其中。再看看李煜，“浪花有意千重雪，桃李无言一队春。一壶酒，一竿纶，世上如侬有几人。”落英缤纷的江南美景，如诗如梦的无忧生活，同样令人沉醉。皇宫的生活是富足美好的，“汗手遗香渍，痕眉染黛烟”(李煜)的卿卿我我、儿女情长，更适合春暖花开的静谧祥和，而不是秋风萧瑟的征伐杀戮。

　　而面对突变，花蕊夫人与李煜却表现出迥异的性情。亡国的阵痛，让曾贵为天子的李煜，变得消沉落寞、困顿无助。一个是堂堂七尺男儿，平添了女人般的矫情与寡柔。在叹息、悔恨之中，无奈地吟唱“春花秋月何时了，往事知多少。”将情长化作愁肠，将甘怡化作苦酒。昔日的荣华“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”，道不尽绵绵心痛，说不尽缕缕伤愁。内心是不可追回的凄凉。